面試熱點相關背景

 

　　2017年年初，中共中央辦公廳、國務院辦公廳印發(fā)了《關于深化職稱制度改革的意見》，提出職稱評價應摒棄從前“一刀切”的方式，提出不唯資歷、不唯學歷、不唯論文。然而，記者近日暗訪發(fā)現(xiàn)，在久被詬病的“論文經(jīng)濟”視野之外，部分高校教師為評職稱爭相買圖書專著“掛名”的風氣逐漸興盛。圍繞著圖書專著的“掛名”，從內(nèi)容代寫、主編掛名，到代購代銷，形成一條灰色利益鏈。（1月2日《北京青年報》）

 

　　空面試熱點獨家解析

 

　　光明網(wǎng)：專著掛名暴露職場評審的又一漏洞

 

　　一面是職稱制度改革的深入推進，另一面卻是職場評審各種投機行徑的層出不窮。由“評職稱”所引發(fā)的舞弊亂象，以其他形式正輪番上演著。從論文造假到專著掛名，從中，我們既看到了相關市場的“敏銳與發(fā)達”，也看到了一部分高校教師的自我沉淪。商業(yè)社會，但凡有需求必有供給。而當這套邏輯在學術領域被完美演繹的時候，總令人深感遺憾。在某些大學中，健全的學術評價機制、誠實的學術生活，好像仍是遙不可及的事情。

 

　　之所以會形成“專著賣掛名”一類的生意，無疑有著多方面的原因。一部分教師客觀存在著以“專著”換職稱的需要，一部分出版社則迫于生存壓力而急于創(chuàng)收，兩者一拍即合之下，買賣關系自然就成立了。從現(xiàn)實來看，不少高校仍將擔任專著或教材的主編、副主編等列為職稱評審條件，尤其是并未健全學術評價機制的一些院校。這種略顯簡單、機械的評審模式，很容易會激勵一些人花小錢“買”職稱。

 

　　值得注意的是，不少高校在評職稱的過程中，對“專著”的認定往往都是重量輕質(zhì)的，諸如學術含金量、內(nèi)容原創(chuàng)度等核心指標，并不會被嚴格較真。這種形式審查大于實質(zhì)審查的局面，必然會引發(fā)“攢書”湊數(shù)、騙取職稱的結果。

 

　　理論上，出版行業(yè)本應對學術創(chuàng)作起到一定的把關、篩選功能，可事實上不少出版社已然淪為了這條造假產(chǎn)業(yè)鏈的一環(huán)。在這一背景下，若高校還對出版機構的“成果”全盤照收，勢必只會招致更荒誕的后果。

 

　　教師的著作，當然可以作為職稱評審的條件，但這應有一整套前提條件作為支撐：必須強化對著作出版方的資質(zhì)查驗，針對專業(yè)出版社、綜合性出版社，一流出版社、二三流出版社的作品加以區(qū)別“采信”，并在此基礎上進行分級化的職稱計分折算；除此以外，高校自身也必須加速建立獨立而完善的學術評價體制。只有找到鑒定學術能力的明確方式，對著作的內(nèi)容進行更多實質(zhì)審核，才有望徹底杜絕掛名著作的存在。

 

　　在任何時候，著作評職稱都不能簡化為“著作換職稱”。學術生產(chǎn)，永遠不應該被附著太多功利化目的，更不該淪為少數(shù)人投機取巧的算計。治理“著作掛名”現(xiàn)象已然刻不容緩，這不僅是為了凈化學術風氣、維護競爭公平，也是為了從根本上維護“職稱”這一資源分配機制的應有效率。（然玉）

 

　　市場星報：“專著掛名”盛行，更盼職稱改革

 

　　評職稱，不僅是高校教師的宿命，也是很多事業(yè)單位從業(yè)人員的“追求”。筆者雖不是高校教師，但是身在事業(yè)單位，“評職稱”仍然是“昨天、今天和明天”必須做的事。買一個“主編席位”？也許，這個念頭會在很多人心里產(chǎn)生。涉及到個人的品德與職業(yè)道德等問題，但更關鍵的在于，如果不“掛名”，那么在評職稱時就很容易“掛科”，年復一年，也會磨平你的銳氣，讓你不自覺地走“投機取巧”之路。

 

　　追根溯源，“學術GDP”推高“學術腐敗CPI”。長期以來，高校職稱評審追求“學術GDP”，能力考核變名額競爭。職稱評審的弊端折射出“學術GDP”的詬病，而“學術GDP”變本加厲，為學術腐敗“添油加醋”，并且形成惡性循環(huán)。

 

　　職稱改革按下“快進鍵”。2017年年初，中共中央辦公廳、國務院辦公廳印發(fā)了《關于深化職稱制度改革的意見》，提出職稱評價應摒棄從前“一刀切”的方式，提出不唯資歷、不唯學歷、不唯論文。教育部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于2017年11月13日發(fā)布《高校教師職稱評審監(jiān)管暫行辦法》，規(guī)定高校教師職稱評審權直接下放至高校，高校教師職稱評審工作要“切實把師德評價放在首位”。

 

　　與其“專著掛名”，不如專注改革；買賣“主編席位”現(xiàn)象，鞭策職稱改革的扎實推進。職稱改革貴在重塑“稱職學術”，重在擺脫“學術GDP”的綁架。當下，學術、學術評價、學術載體、利益掛鉤……形成一條“生態(tài)鏈”，且處于惡性循環(huán)狀態(tài)。在職稱改革頂層設計的框架之下，重構學術載體的價值，或是一個切入口。對學術載體的價值“擠水分”，讓其回歸承載功能，剝離開“附加值”，只有讓學術GDP“皮之不存”，職稱評審自然“毛將焉附”。 （李云）

 

　　東方網(wǎng)：公開售賣“主編席位”攪混了道德清水

 

　　為評職稱“花錢代購”發(fā)表論文或者攢專著，早成心照不宣的潛規(guī)則，達到了“尾大不掉”的地步，催生了“論文經(jīng)濟”的繁榮。由此帶來的弊端在于，一是吹大了論文的泡沫。愛思唯爾發(fā)布的《災害科學全球展望報告》提到，在過去5年（2012年到2016年），全球災害科學領域共發(fā)表論文27000多篇，其中近四分之一來自中國，所占比例最大，發(fā)表論文數(shù)量全球第一，但是中國在該領域的論文引用影響力尚低于全球平均水平。二是大量的學術造假導致極大的法律風險和道德危機，并出現(xiàn)了“鴛鴦刊”等弄虛作假現(xiàn)象。

 

　　職稱改革“三不唯”原則，不失為對既有問題的正面回應，也是以改革除頑疾的對癥下藥。不過路徑一旦形成，就有強大的慣性與沖力，很難真正擺脫既有的路徑依賴。買圖書專著“掛名”的做法，有沒有著作者的授權，沒有掛名者的參與和付出，從本質(zhì)上講屬“學術造假”，是一種極端不道德的行為。至于商家打擦邊球的做法，是否構成非法經(jīng)營則另當別論。不過，“掛名”風氣逐漸興盛的造假行為，職稱改革并不是唯一的出路，簡單來說，職稱評定的“論文要求”并無原罪。

 

　　論文作為學術成果最直觀的表現(xiàn)載體，具有極其重要的作用，用論文去評定一個人的學術成就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。在國外，職稱評定中也有一定的論文指標要求，作為對被評定者綜合水平的考量。相比于國內(nèi)，學術造假的現(xiàn)象之所以相對較輕，根本原因并非利益誘發(fā)機制出現(xiàn)了問題，而在于懲戒和約束體系發(fā)揮了強大的限制功能，簡單來說就是造假的道德成本太高，觸發(fā)了個體的道德恥感并讓其望而生畏。

 

　　在對待學術造假上，簡單的個例處理就可以看出國內(nèi)外的差異。比如2014年，重慶師范大學教授張世友涉嫌抄襲論文10篇，學校作出了解除張世友教授崗位的聘任，撤銷其校內(nèi)所有學術職務和學術稱號并調(diào)離教學工作崗位的處理；而同年，日本“學術女神”小保方晴子論文造假案曝光后，除了她本人被開除并退還研究經(jīng)費、人工費以及驗證實驗的費用，她的導師笹井芳樹也不堪忍受輿論壓力自殺身亡。

 

　　調(diào)查發(fā)現(xiàn)，“辭去行政職務”或者“暫停招生資格”是國內(nèi)高校處理學術造假的通行做法，比如重慶大學教授劉洪彪論文剽竊，最終的處理意見是作出深刻檢討并被免去相應的行政職務，復旦大學對三起學術論文抄襲的處理也采取了相似的手法，而在美國等國家，造假者將會被開除并被納入“黑名單”，面臨長期禁止從事教師業(yè)務甚至終身禁教的風險。

 

　　公開售賣“主編席位”攪混了道德清水，對此不能遷就縱容，對始作俑者也不能輕易放過，棒子高舉而輕輕放下。亂象用重典。對于泛濫成災的論文抄襲、剽竊等造假行為，加大道德的懲戒力度顯得尤為必要，利益天平失衡則無以起到反向抑制的效果。對于學術造假的不道德行為，可以效仿國外的經(jīng)驗，采取零容忍的原則，對造假者直接開除并納入黑名單，同時發(fā)揮誠信體系的懲罰作用，使之陷入寸步難行的境地。再輔以輿論譴責與經(jīng)濟懲戒性賠償，才能真正觸及人心的道德恥感，達到“不敢、不愿、不能”的地步。  （堂吉偉德）

 

　　南方網(wǎng)：網(wǎng)售“主編席位”倒逼職稱評審改革提速

 

　　上百網(wǎng)店明碼標價售賣“主編席位”，最貴2.6萬，最便宜5500元，令人觸目驚心。由此可見，圖書出版領域是魚目混珠、亂象叢生。究其原因，除了一些出版社見利忘義之外，更緣于有關部門監(jiān)管不力。特別是，網(wǎng)店公開售賣“主編席位”的背后，折射出了學術造假現(xiàn)象仍然比較突出；同時，也暴露出了我國在職稱評定上還存在諸多弊端。

 

　　對很多從事科研、教學等職業(yè)的人來說，評職稱是件大事，它與工資、福利待遇等密切掛鉤。但長期以來，我國的職稱評定有“唯學歷、唯資歷、唯論文”的傾向，導致大家對職稱評定頗有微詞，有人形容“職稱就如同雞肋”，但又不敢輕言放棄，甚至要挖空心思去騙、打破頭去爭。網(wǎng)店公開售賣“主編席位”，使一些人炮制出編書、出書的假業(yè)績，就是一個典型例證。

 

　　再看高校職稱評審。因教學成果短期內(nèi)無法出數(shù)字政績，而在考核中被弱化、甚至忽略；代之以學術GDP“唱主角”，申請多少項目，發(fā)表多少論文，獲得多少經(jīng)費等，成為考核的主要指標。比如，有的青年教師，雖然獲得“名師”等稱號，但因工作經(jīng)歷短、發(fā)表論文少，而在講師、副教授評定中落榜。以至于，越來越多的教師變成科研的“打工仔”，越來越脫離教師教學的本質(zhì)，也脫離了大學育人的本質(zhì)。更為嚴重的是，量化的數(shù)字指標所帶來的焦慮，使一些教師冒險在學術上造假，甚至剽竊學術論文，不惜惡化高等教育的生態(tài)環(huán)境。

 

　　可見，百家網(wǎng)店售賣“主編席位”，倒逼職稱評審制度改革提速。事實上，早在2017年年初，中共中央辦公廳、國務院辦公廳印發(fā)了《關于深化職稱制度改革的意見》，提出職稱評價應摒棄從前“一刀切”的方式，提出不唯資歷、不唯學歷、不唯論文。因此，職稱評審制度改革，須加快實施。高校首先應摒棄對“學術GDP”的盲目崇拜，改進考核方法，建立綜合評價體系。比如，學術和教學，只是考核的一個方面，不再具備決定一個教師職稱晉升的壓倒性重要性。德才兼?zhèn)涫抢硐氲臅x升標準，且“德”應在“才”之先。“君子不器”，為師者不必是“學術專家”，但必須厚德載物，授業(yè)解惑。特別是，在高校去行政化，已成為教育改革方向的當下，只有讓教學的歸教學，學術的歸學術，行政的歸行政，才能讓教師回歸教書育人和學術研究并重的本位。（汪昌蓮）

 

　　售賣“主編”拷問職稱評審“透明度”

 

　　從論文造假到“主編掛名”，都是為了迎合職稱的需求，換言之，職稱需要什么，就給你造假什么，由于有市場有需求，自然也就會有售賣“主編席位”。

 

　　售賣“主編席位”是一種造假行為，從表面上看是雙方互惠互利，寫作者得利，中介者得利，而買者更得利，付出的雖然是不低的代價，卻是一勞永逸。確切地說，評上職稱，一年就能掙回來，還終身受益，劃算，況且周邊的人都這么做，恐怕也得一起“黑”，不然會受到排擠。這也是不爭的事實。

 

　　能夠造假的職評制度顯然存在漏洞，能夠花錢買到的“學術”只能是“垃圾”�，F(xiàn)在職稱評價制度已經(jīng)在改革了。去年10月20日，教育部、人社部聯(lián)合印發(fā)的《高校教師職稱評審監(jiān)管暫行辦法》指出，高校教師職稱評審權直接下放至高校，學校可結合實際情況，制定本校教師職稱評審辦法和操作方案等，明確職稱評審責任、評審標準、評審程序。職稱論文不再“一刀切”，為高校“松綁”了，卻換成了“掛名主編”泛濫，稱職稱評審究竟如何改革，才不會讓弄虛作假者受益？稱職評審制度的確需要改革，也應該進行改革，但無論怎樣改革，均需要有人把關。這種買來的“主編席位”，書只印一二本的，難道真的看不出來？一本書是否具有學術含量，作為專家，是很容易看得出來的，可為何卻讓這種“學術垃圾”順利過關？其根因就在于職稱評審的評委們?nèi)狈ω熑涡模�或受到利益的牽制，或受到人情關系的羈絆，這使得那些評委們睜一只眼開一只眼，明知道對方提供的“主編”是假的，是買來的，明知道出版的書沒有學術含量，卻仍然放行，并且縱容其得逞，如此，再好的職評制度也仍然無法阻擋住“學術垃圾”。

 

　　職評存在“不透明”，這是職評最大的問題。職評能否順利通過，固然要看參評者的條件，比如一些硬杠，但也與一些“暗箱操作”有一定的關聯(lián)。如果參評者所編寫的書能夠在網(wǎng)上公開，經(jīng)受考量，而評委的評審同樣也可以公開。比如某個評委給某個參評者打分，他打的分數(shù)也可以公開，如果評審過程是在陽光下操作，是受到“第三方”監(jiān)管的，那么評委會就會體現(xiàn)公平公正，如果仍然是“關起門來”來評審，自然會讓這些“學術垃圾”過關并得利。

 

　　售賣“主編席位”拷問職稱評審的“透明度”，唯有提高職評的“透明度”才有望回歸職評的本義。